大河村遗址是一处包含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夏、商文化等四种考古学文化的大型古代聚落遗址。年代是从距今6800年到3500年，面积50万平方米。这个遗址是1964年秋天当地的村民在平整土地的时候偶然发现的。1972年进行首次发掘，至今已经先后进行了26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超过7千平方米。大河村遗址的价值，我认为应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首先，就其自身而言，有四个显著特色：第一个就是延续时间长，文化链条完整。在长达3300年的时间里，大河先民一直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留下的文化层厚达12.5米，无论是从延续的时间长度还是留下的文化层厚度，在同时期的史前遗址中无论在国内或是在国际上都是十分罕见的；第二就是精美的彩陶艺术。大河村遗址出土了大量绘有精美彩陶图案的陶器，被誉为“彩陶艺术的瑰宝”。这些彩陶器物的出现，说明当时的人们在制作这些器物的时候不单单考量它的使用价值，而且已经开始有了美的艺术追求，这反映了当时的文明程度已经大大提升；第三就是关于房屋建筑技术。遗址出土了目前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同时期的土木结构的史前建筑遗址。同时，“木骨整塑”陶房建筑工艺应该是说是奠定了中国北方地区传统民居的基础。在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上也有着里程碑的意义；第四个是关于天文学的研究。我个人认为这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遗址出土的一些彩陶、纹饰中有一大部分都涉及天象，比如太阳纹、月亮纹、日晕纹、彗星纹等，这些都成为证明我国古代先民开始天文学研究的史物资料。而这些天文星象的集中出现，反映了当时人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和研究天文知识，这对当时原始农业的发展应该说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第二个价值，从整个中原地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起源的角度来看。大河村遗址作为中华文明起源标志性遗址，从6800年到3500年应该说是经历和见证了中华民族从萌芽到产生再到夏商王国建立的全过程，应该说是为研究中原地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文明起源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天下第一屋”这种说法，从学术角度来看并不十分严谨。但之所以被业界公认，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一是它的保存现状。目前这里出土的大河村仰韶文化房基，是目前国内同时期出土的房基遗址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从遗址表面我们能看出当时关于房屋的布局，包括建筑工艺，通过肉眼都能看得出来。从这个角度而言，说它是“天下第一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从中国古代房屋建筑发展阶段这个层面来考量的。在此之前多为地穴式或半地穴式建筑，形状多为圆形，无论是从造型、结构还是功能上讲，其实是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房屋建筑的。而大河村出土的仰韶文化房基遗址，已经开始采用平地起建的方式，它的牢固性、舒适性、功能性较以往大大增强。应该说至今特别是北方地区沿用的这种建筑工艺、建筑方法、建筑形式，都是从这个时期一脉相承发展起来的。
大河村出土的仰韶文化房基，其实是一组多间相连的长方形建筑群，一共是九间。尤其是东边的四间保存完好，类似现在的“三室一厅”，采用的是整塑木骨陶房工艺建造而成的。整塑木骨陶房其实就是将黄河流域通常使用的木骨泥墙建筑工艺和烧陶技术结合起来，形成了木骨陶房的建筑工艺，就工艺性来讲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这片房基遗址是1972年我们对遗址进行第一次考古发掘时出土的，当时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1974年我们修建了保护房，进行专门保护，避免遗址出现风吹日晒的情况。但是后来发现地下水位比较高，环境比较阴暗潮湿，慢慢在房基遗址底部长出了青苔。出现这种情况之后，我们采取了一些方法进行处理，保护房大大加大，温湿度也进行了有效控制。然而由于史前遗址留存时间长，在新的环境下又出现了新的保护问题，比方说干燥之后，表皮出现起皮、碎裂、脱落，甚至部分墙体还局部出现坍塌。这些问题有逐年严重的趋势，影响着房基墙体的稳定和安全，急需进行保护加固。

红烧土遗址保护是世界性难题，类似红烧土房基的保护加固项目国内也属于首例，没有经验可循。此次大河村遗址仰韶房基的保护加固工程，重点是对红烧土墙体的病害分析和治理，并建立和完善对应的房基保存环境监测系统。
保护加固工程项目以原址现状保护和不改变房基整体外貌为前提，坚持最小干预、可识别性、可再处理的生态原则，在保护过程、实施过程中不对房基造成新的破坏和影响。保护工程项目主要有四个内容：一是对房基墙体坍塌区域进行保护加固；二是对房基墙体红烧土脱落，即粉碎的红烧土块进行归位粘接加固；三是对房基墙体开裂即空鼓区域进行灌浆加固；四是对房基墙体红烧土酥碱粉化的区域进行渗透加固。保护项目工程实施以后，对大河村遗址新出土的红烧土房基乃至全国的红烧土遗址保护加固能够提供技术借鉴。